文/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李擘
伴随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从“数量积累”向“质量提升”转型,司法机关对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持续强化,为市场主体技术研发、品牌运营、市场竞争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但司法实践中,诉权滥用问题同步凸显,部分市场主体利用知识产权诉讼专业性强、审理周期长、保全措施影响范围广、涉诉商誉敏感度高的制度特性,将维权程序异化为商业竞争工具。行为人假借知识产权侵权维权之名,通过反复起诉、恶意保全、精准节点诉讼等方式滋扰同业竞争者、阻滞对手经营活动、攫取不正当竞争优势,此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行为,既严重侵害商事主体合法财产权益与经营利益,耗费有限司法资源、损害司法公信力,亦破坏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成为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亟待规制的突出问题。
笔者曾在解读202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时写过恶意商标诉讼入责的问题(延伸阅读:新法解读|2026版商标法第八十一条:恶意商标诉讼入责,原被告从此多了一个攻防战场)。而在此之前,除了2019年第四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八条第四款规定法院可对恶意商标诉讼予以司法惩戒(但未设置民事赔偿规则)外,我国尚未在知识产权单行法中统一、完整规定各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对应的民事责任体系,法院对此种行为一般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禁止权利滥用)、第一百二十条(侵权一般规则)来进行处理。但是,长期以来,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司法认定存在裁判尺度不一、要件适用模糊、赔偿标准宽泛的实务痛点,各地法院对主观恶意、权利基础、损害因果的认定标准也存在不同。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发布的指导性案例278号,针对性地明确了此类行为的恶意认定逻辑、主观推定规则与损害赔偿裁量标准,统一了类案裁判口径,具有较高的实务参考价值。
一、指导性案例278号的裁判逻辑
指导性案例278号是最高人民法院规制知识产权诉权滥用、平衡维权自由与权利边界的标杆性裁判,该案通过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中的一种典型情形——明知知识产权权利基础灭失,仍反复、多次提起侵权诉讼的恶意滥诉行为,举重以明轻,彻底厘清了知识产权正当维权与恶意诉讼的司法边界。
该案事实可简单概括为:甲公司所持的某件实用新型专利因未按期缴纳年费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公告终止。而甲公司在明知专利已失效、自身不具备合法维权基础的前提下,连续多次针对乙公司提起专利侵权诉讼,过程中多次撤诉、重复起诉并申请财产保全,导致乙公司产生高额应诉成本、资金占用损失,同时因涉诉纠纷丧失多项招投标商业机会。后续乙公司对甲公司恶意诉讼行为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一审法院判决甲公司赔偿乙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参见(2022)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在归纳该案裁判要点时指出:明知自己的主张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者事实根据,仍然对他人提起专利侵权诉讼,损害他人权益的,属于滥用诉讼权利的恶意诉讼行为;他人要求恶意诉讼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笔者认为,上述裁判要点实际上突破了以往司法实践中通常仅以“诉讼败诉结果推定恶意”的形式化认定逻辑,确立了“实质审查权利基础、客观推定主观过错、全面核定损害后果、精准认定因果关系”的实质性认定逻辑,为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案件提供了统一的、可落地的裁判标尺。
二、规制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法理基础与归责要件
指导性案例278号是《民法典》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在知识产权司法领域的具象适用。结合该案裁判逻辑,可系统解构规制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法理基础与标准化归责要件,构建完整的司法认定体系。
1.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法理基础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违法本质,是民事主体滥用程序性诉权、背离实体权利行使初衷的侵权行为,规制其的上位法原则即为《民法典》第七条诚信原则,具体法律规则为《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禁止权利滥用规则。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维权诉权,但任何权利的行使均非绝对自由,必须恪守诚实信用基本原则,以维护合法权益、救济真实损害为唯一目的。若行为人假借知识产权维权的合法外衣,利用司法程序谋取不正当竞争利益、恶意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即构成权利滥用,其诉讼行为自始丧失合法性与正当性。
而在侵权责任构成层面,恶意诉讼属于一般民事侵权范畴,统一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过错侵权归责原则、第一千一百八十四条财产损害全面赔偿规则。行为人基于主观过错实施违法行为,侵害他人财产权益并造成实际损失的,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上述法律条文共同构建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行为违法、过错归责、损害填补”的完整裁判逻辑体系,也是指导性案例278号裁判结果的核心法律支撑。
2.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标准化归责要件
结合278号案例及全国法院相关类案裁判要旨,笔者归纳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认定时需同时满足的四个要件,四要件缺一不可,有助于精准区分正当维权与恶意滥诉的边界。
第一,客观行为要件:诉讼主张无合法权利基础与事实支撑。权利基础合法稳定是知识产权维权的前置条件,也是区分正当诉讼与恶意诉讼的首要标准。笔者认为,实务中无权利基础并非仅指权利终止灭失,还应当涵盖多种权利瑕疵情形,如:专利权、商标权因未缴费、期限届满、无效宣告、撤销等法定事由丧失保护效力;权利本身存在重大瑕疵,保护范围模糊、缺乏稳定性;被诉侵权行为明显不落入权利保护范围,或行为人明知现有技术、在先权利抗辩成立可能性极高。之所以应当考量权利瑕疵,是因为知识产权维权区别于普通民事纠纷,具有高度专业性,司法审查通常坚持实质主义标准,不单纯依据权利证书的形式外观认定权利合法性,而是实质性核查权利的真实效力与保护边界,这是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认定的核心特质。
第二,主观过错要件:行为人明知诉讼无正当性,具有损害故意。主观恶意是恶意诉讼认定的核心与难点,也是司法实践中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观过错属于内心状态,无法直接举证证明,司法实践普遍采用客观行为推定规则,通过外化行为倒推主观心态。结合278号案例裁判逻辑,可推定主观恶意的典型情形包括:行为人已通过官方公示、行政裁判文书知晓权利终止、无效的事实;曾针对权利瑕疵提起行政确权诉讼又主动撤诉,实质认可权利存在致命缺陷;委托专业知识产权律师、专利代理师参与诉讼,具备专业法律判断能力,理应知晓诉讼无胜诉可能;无新事实、新证据、新理由,反复撤诉起诉、循环诉讼,诉讼行为明显违背正常维权逻辑。需要明确的是,当事人因法律认知偏差、权利状态存在争议、举证能力不足导致的败诉,属于正常诉讼风险,不构成主观恶意。
第三,损害结果要件:被诉主体遭受真实的、客观可认定的损害结果。无损害结果即无侵权责任,恶意诉讼的成立以实际损害发生为必备要件。相较于普通民事侵权,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损害后果具有多元化、商事性特征,既包含律师费、公证费、取证费、诉讼费等直接应诉开支,也涵盖财产保全所致资金占用损失、生产经营停滞损失、商誉贬损等间接损失,同时包括招投标失败、融资受阻、上市进程中断、新品市场推广受阻等可预期商业机会损失。前述损失只要真实发生、客观存在、具备完整证据佐证且具备关联性,均应纳入损害范畴。
第四,因果关系要件:损害后果与恶意诉讼行为存在直接因果关联。被诉主体的损失必须由行为人恶意起诉、恶意保全、反复滥诉的行为直接引发,排除市场环境波动、自身经营决策失误、第三方违约、行业政策调整等外来因素影响。若损失系多重因素叠加所致,法院应当依据原因力大小划分责任比例,仅判令滥诉行为人承担与其行为直接对应的损害责任,杜绝责任无限扩大,恪守公平归责原则。
三、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类型化司法认定规则
以指导性案例278号的失效权利重复滥诉模型为基础,结合近年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实践,笔者建议可以将当前市场竞争中高发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划分为四大类型,基本可覆盖实务中的主要滥诉场景。
1.失效及重大瑕疵权利型恶意诉讼
该类型可以算是最为典型、认定标准最为清晰的恶意诉讼形态,278号案例即为该类型的代表性裁判。其核心行为特征为:行为人所持知识产权已因法定事由终止、失效或被宣告无效,权利自始丧失排他保护效力,但行为人仍持失效权利向同业竞争者提起侵权诉讼,主张高额赔偿。譬如,知识产权因未缴纳年费、期限届满、无续展等原因被官方公示终止;又如,利用公有领域技术、在先公开设计恶意申请授权,获取形式专利后恶意维权;再如,商标因连续三年不使用被撤销,或被依法宣告无效后,仍持续提起侵权诉讼。
该类型案件的司法认定规则清晰明确,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公示信息、无效决定书、撤销裁定书等官方文书,是认定权利状态的法定依据,优先于权利人单方陈述与权利证书外观效力。即便行为人持有形式上有效的权利证书,只要实质权利存在灭失、重大瑕疵,即可直接认定其诉讼主张缺乏合法基础,满足恶意诉讼的客观要件。
2.无依据重复滥诉型恶意诉讼
该类型是基础滥诉行为的升级形态,核心特征为滥用诉讼程序、恶意制造诉讼负担,典型表现为“一事再诉、撤诉复诉、无据累诉”。行为人在诉讼请求已被生效裁判驳回、或主动撤诉终结诉讼后,在无任何新事实、新证据、新法律理由的前提下,针对同一主体、同一被诉行为反复提起同质诉讼,以持续性司法滋扰干扰对手正常经营,核心目的并非维权,而是消耗对方人力、财力、时间成本,打压竞争对手。278号案例中当事人多次撤诉、循环起诉的反常行为,正是该类型的典型表征。
司法认定中,法院主要依托民事诉讼“一事不再理”原则,通过“主体、标的、请求”三同标准判定诉讼行为的违法性。对于无合理理由反复撤诉、重复起诉的反常诉讼行为,建议法院直接推定行为人具有主观恶意,因为正常的合法维权行为不会出现频繁启动、终止诉讼的非理性操作,该类诉讼行为明显背离理性维权的正常行为模式,其不正当竞争属性应可直接确认。
3.司法程序滥用型恶意诉讼
此类恶意诉讼的核心危害不在于诉讼本身,而在于恶意利用司法强制措施放大损害后果,是当前商事竞争中极具破坏性的滥诉方式。行为人在明知自身权利存在瑕疵、胜诉概率极低的情况下,仍刻意申请高额财产保全、行为保全(禁令)、证据保全,通过冻结企业账户、查封库存产品、禁止新品销售、冻结经营资金等强制措施,直接阻断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逼迫被诉主体接受不合理和解条件,以此实现不正当竞争目的。
当然,司法实务中应严格区分普通保全错误与恶意保全侵权,若行为人申请保全时,明知权利基础存在致命瑕疵、诉讼请求难以成立,仍刻意申请远超实际损失、明显不合理的高额保全,主观上具有刻意损害他人经营利益的故意,客观上造成他人企业经营停滞、资金链紧张、商誉受损等后果,即可认定为程序滥用型恶意诉讼,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
4.商业节点精准打击型恶意诉讼
该类型恶意诉讼隐蔽性最强、商业危害性最大,是恶意诉讼行为人最喜欢的“狙击”方式之一。行为人精准瞄准竞争对手招投标、项目竞标、融资尽调、IPO申报、新品发布、渠道拓展等核心商业节点,临时突击提起知识产权侵权诉讼。鉴于当前市场招投标、投融资、上市审核普遍设置“无重大涉诉纠纷”的准入门槛,单次涉诉即可能直接阻断企业核心商业进程,即便行为人后续撤诉或败诉,其商业打压目的已然实现,对企业造成的损害不可逆。
此类行为的核心认定依据为起诉时机的反常性与针对性,建议法院结合权利稳定性、诉讼必要性、起诉时间与商业节点的重合度综合推定行为人的主观恶意,若诉讼行为完全背离正常维权节奏,精准靶向对手核心商业活动,无合理维权诉求,仅以阻滞商业经营、破坏市场竞争为目的,即有理由认定恶意诉讼成立。
四、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损害赔偿的裁量规则
损害赔偿是司法规制恶意诉讼、填补受害人损失、遏制滥诉行为的核心手段。指导性案例278号打破了以往司法实践中仅支持基础律师费的保守裁判思路,体现出对于赔偿损失认定上的“全面填补、过错匹配、合理裁量、适度惩戒”的司法态度,为实务中恶意诉讼损害赔偿的认定与计算提供了清晰指引。
1.赔偿范围: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均纳入考量
指导性案例278号确立的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适用全面赔偿的原则,核心宗旨是完整填补被侵权人的全部实际损失,彻底消除恶意诉讼的牟利空间。其一,直接损失为法定支持项目,涵盖企业应诉支出的合理律师费、专利商标代理费、公证取证费、差旅费、诉讼费、保全费等直接维权成本,只要具备真实完整的合同、发票、付款凭证证据链,法院均应当依法支持。其二,间接损失为有条件支持项目,包括保全措施导致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生产经营停滞损失、商誉贬损损失,以及招投标失利、合作终止、融资受阻等可预期商业机会损失,该类损失无需绝对精准量化,只要能够证明与恶意诉讼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法院可结合案件事实、行业惯例、市场行情综合酌定。
2.赔偿数额的司法适用顺位
笔者建议,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可以遵循以下顺位:首先,优先按照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计算,囊括全部直接与间接损失,以完全填补损害为首要目标;其次,实际损失难以客观完整举证的,参照滥诉行为人不正当获利计算,包括其通过恶意诉讼抢占的市场份额、攫取的商业利润、节省的竞争成本等;最后,若前述两项均无法精准查证的,法院可以适用法定赔偿方式综合酌定,结合案件情节确定最终赔偿金额,这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最常用的裁判方式。
3.适用法定赔偿的核心考量因素
众所周知,法定赔偿并非法官自由裁量,而是基于多重案件情节综合判定,裁量尺度应高度规范化。笔者认为,实务中的核心考量因素应当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是否存在虚假陈述、隐匿证据、反复滥诉、恶意拖延诉讼等加重情节;恶意诉讼的次数、持续周期、影响范围;司法保全措施对企业生产经营、资金流转、商业信誉的损害程度;被侵权人维权成本的合理性、商业损失的真实性;行为人是否存在拒不撤诉、恶意上诉、滥用司法资源等妨害诉讼的行为。对于主观恶意明显、滥诉情节恶劣、损害后果严重的行为,建议法院适度提高赔偿金额,体现司法惩戒导向。
4.司法平衡原则:区分正当维权与恶意滥诉
当然,知识产权司法规制应始终坚守平衡理念,杜绝矫枉过正。司法机关在严惩恶意诉讼、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同时,亦应充分保护市场主体的正当诉权。对于当事人因权利状态存在争议、法律适用存在分歧、举证能力受限导致败诉结果,即便对方企业产生应诉成本与经营影响,亦不应认定为恶意诉讼、不支持损害赔偿请求,有效避免“反向打压正当维权”的现象,实现“鼓励合法维权、遏制恶意滥诉”的双向平衡。
五、企业的合规风控与维权应对策略
笔者认为,指导性案例278号的价值不仅在于统一司法对于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裁判尺度,更为市场主体划定了知识产权维权的行为红线与风险边界。以下,笔者结合实务办案经验,从企业合规维权、恶意诉讼应诉、反向追责维权三个维度,梳理出企业的合规风控与维权应对策略。
1.维权企业:构建全流程风控体系,规避滥诉风险
笔者建议,企业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时,需建立标准化风控流程,杜绝正当维权异化为恶意诉讼。第一,事前权利核验风控,正式起诉前实质性核查权利基础的有效性、稳定性与保护范围,委托专业律师、代理机构出具侵权分析报告,杜绝以失效、重大瑕疵、不稳定权利提起诉讼。第二,事中诉讼行为合规,严格规范诉讼行为,禁止无据重复起诉、超额保全、恶意拖延诉讼等程序滥用行为,保全措施严格以保障判决执行为唯一目的,保全标的额与实际损失相匹配。第三,维权目的合规,坚守诚信诉讼原则,杜绝精准针对对手招投标、融资、上市等核心商业节点突击起诉,不以干扰市场竞争、逼迫对方和解为维权目的。
2.被诉企业:精准应诉降损,固定全套维权证据
企业遭遇疑似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时,应采取“降损止损+证据固定”双重应对思路。一方面,精准应诉抗辩,重点从原告权利基础是否存在瑕疵、被诉行为是否侵权、证据是否充分、原告诉讼行为是否反常、主观是否具有恶意等维度分析检视和组织答辩意见,针对不合理保全应考虑及时申请反担保解封,最大限度降低对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系统化固定核心证据,全面检索并完整留存原告权利失效公示信息、历次反常诉讼记录、撤诉裁定、重复起诉凭证、企业商业节点证明、应诉开支票据、损失佐证材料等,形成完整证据链,为后续反向追责奠定基础。
3.反向维权追责:依法启动恶意诉讼侵权索赔
在满足上文所述恶意诉讼归责要件的前提下,企业可在前置侵权诉讼审结、撤诉终结、裁判生效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恶意诉讼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主张应诉合理开支、资金占用损失、商业机会损失等全部损害赔偿,这是企业抵御不正当竞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效司法救济路径。
六、结语
在知识产权高质量保护的新时代,司法保护的核心导向已从单一的权利人维权保护,升级为“权利保护与滥诉规制并重、创新激励与竞争规范并行”的双向平衡模式。笔者相信,指导性案例278号的司法价值并非局限于个案纠纷的解决,而是构建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标准化、体系化的司法认定规则,清晰界定了诉权合法行使与权利滥用的边界。该案的裁判规则,既为司法机关审理同类案件提供了统一裁判尺度,有效化解类案不同判问题;也为市场主体划定了知识产权维权的行为红线,警示市场竞争者不得利用司法程序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更助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引导市场竞争回归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服务优化的核心赛道,真正实现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规范竞争、保障发展的立法初衷。未来,随着司法规制体系的持续完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治理将更加精细化、专业化,为创新型企业稳健发展、公平市场竞争秩序构建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